大家看这整个设计，如此贴合水泥挡板的弧度，颜色也跟整个车子相得益彰，乍一看说不是出厂设原装置谁信啊！

  巴黎居民群情激愤，抗议这种贴纸的宣传，严重阻碍了女性的权利！又管到女人肚子里去了，这是大倒退！

  啊什么什么，发生了什么，这贴纸到底说了啥，让巴黎人在30度的大热天且没有空调的情况下大动肝火？？

  小编细细一看，原来这些花花绿绿可可爱爱的贴纸，可不是普通的牛皮癣广告，它们目的相当不单纯呐。

  只见上面画着小宝宝成长的几个阶段，从胎儿成长为婴儿，最后成了一个可以骑自行车的小孩。

  “难道你不记得像孩子学习骑自行车一样，那些敢于尝试的时光吗？” “如果你让她/他活着呢？”

  难怪这戳中了法国人敏感的神经，法国女性对自身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堕胎权从始至终保持高度关注的态度！

  今天，反堕胎组织Les Survivants”认领了这些贴纸，宣称对此事负责，他们的行动力非常惊人，一夜之间就把第11、12、18和20区——巴黎三分之一的贡献单车都贴满了，数字预计在6000部单车以上，这个运动还在蒙特利尔有展开的趋势。

  这也不是他们第一次这样做，几乎每年的5月至6月，他们都会攻陷巴黎无数的共享单车，让大家不得不带着这些标语穿越大街小巷，借此宣传自己的理念。

  而他们所宣传的“尝试”，就是让这些意外怀孕或者不适合分娩的人留下孩子，不要将他们流产。

  Les Survivants这个组织成立于2016年，自称是一群对堕胎造成的痛苦和不公正感到愤怒的年轻人，他们要代表 法国每年被杀害的22万名儿童而行动。

  他们主张说：让我们给每个未出生的孩子幸福的机会：当面临复杂的情况时，让他们试试自己的生命！

  巴黎民选代表和政府已经严厉谴责了这些到处乱贴的反堕胎标签，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戈直言：这是我们共和国的耻辱，是巴黎的耻辱，是我们价值观的耻辱，并承诺采取一切措施，确保这样的一种情况不再发生，她还说Les Survivants这个组织不配叫这个名字。

  市长负责卫生的副手Anne Souyris告诉法新社：这种行为是彻底的堕落，是对妇女自由的攻击。”

  男女平等部长伊莎贝尔·罗马说，这是一场 不可接受的‘反堕胎‘’运动，堕胎是妇女的一项基本权利。我们不会让任何人破坏它。

  卫生部长弗朗索瓦·布劳恩说：这是巴黎街头可耻的反堕胎运动，面对反动派，政府和大多数人将永远站在妇女一边，以保证选择自由，并重申“我们将把这项基本权利写入宪法”。

  今年3月初，总统马克龙已经宣布，他打算将堕胎的 自由 写入宪法，Les Survivants团体是打算和法律硬碰硬，公开反对这个法案。

  眼看事情引起了众怒，对Vélib监管不力的声音也传了出来，监督共享自行车Vélib的工会SAVM（Syndicat Autolib Vélib Métropole and Smovengo）赶紧辩解说：我们没授权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在挡泥板上张贴海报，此举严重损害了Vélib的形象。”

  工会马上会采取法律行动，统计“受害自行车的数量”并，敦促 Les Survivants组织的人删除这些贴纸，同时感谢那些主动帮助清除贴纸的市民。

  生态学家参议员Mélanie Vogel认为眼下这种情况值得警惕，她借此机会呼吁马克龙加紧将堕胎写入宪法。

  在保守和极右的言论背景下，这件事情让我们震惊，但又不很惊讶，当我们在巴黎遭受一场新的反堕胎运动，非法贴在Vélib的自行车上的时候，堕胎的宪法化在哪里？”

  事实上，尽管很多人认为法国女性享有很大的“堕胎自由度”，但这也许只是一种“看上去很美”的权利。

  法律规定允许护理人员（妇科医生、全科医生、助产士）可以以自己的宗教信仰为理由拒绝实施人工流产，拒绝为病人做节育手术，并无需提供理由。

  在此情况下，医生的唯一义务就是拒绝患者之后，应该指导患者使用其他解决方案。

  在法国，三分之一的女性一生中至少流产过一次，每年大约有 200,000 例人工流产手术，这一个数字在 20 年内从始至终保持稳定（INED）。

  如此庞大的需求数字，使得堕胎应该是一项普通的医疗程序，然而有多少医生使用这个良心条款来拒绝患者呢？这对病人意味着怎样的暴力和阻碍？

  女性最大的不安全感，源于大数据时代，任旧存在着这种奇怪的陈旧状态，而且在法国，没有关于这些反堕胎医学从业者的统计数据。

  为此，2009 年，雷蒙德·耶古德斯·穆利耶 (Raymonde Jegoudez Moullier) 医生假装怀孕 10 周的患者在巴黎进行了一项测试——结果发现，在官方手册推荐的56家机构中，有40家因种种原因拒绝堕胎，其中明确援引良心条款的有11家，占近20%，这让怀孕妇女遭受了重重困难，无法在法律规定的堕胎时间里接受手术。

  除此之外，尽管女性有着堕胎权，她们在治疗过程中还是会遭受羞辱和冷遇，现年26岁的丽莎是一名律师，她回忆自己19岁怀孕之后，是和妈妈一起去看的医生：

  “那个50多岁的医生告诉我怀孕会带来什么，但我不得不打断他，告诉医生我不想继续了， 我不想要这一个孩子。突然间他脸色就变得很可怕和咄咄逼人，说‘我不会帮你堕胎的！’ ，我母亲没办法，就开始在医生办公室发疯尖叫，强迫医生向咱们提供堕胎所需的怀孕证明，我很幸运，虽然他没有为我提供手术，但还好有我妈妈在。

  现年36岁的编辑茱莉亚说，自己决定终止妊娠的年龄是21岁，虽然做出了这个决定，但她心怀愧疚，预约了血液检查和超声检查。

  “在检查的时候，我遭遇了一种无法言喻的暴力！ 放射科医生非常残忍，整一个流程好像是为了惩罚我。我泪流满面，他甚至也不看我，一句话也没说，不征求我的同意，他就让我听胎心，真的很难受！ 我感觉自己幼稚不成熟，在做一些愚蠢的事情。 ”

  以上这些实际问题，远比将堕胎权加入宪法要更加难以解决，在美国最高法院去年作出堕胎权不再受宪法保护的裁决后，欧洲各国对此话题的反应变得更敏感。

  即便将妇女堕胎权加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可能也只有纯象征性意义，并没有很好的方法进一步保证女性这一权利，或者说无法提升法国医疗系统处理妇女终止妊娠申请的效率，也不意味着实施过程里的难题就会迎刃而解。